记得那是2016年冬天,我在城西菜市场门口支了个小摊。三轮车上架口锅,红纸上歪歪扭扭写着“祖传手工汤圆”,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。那会儿我刚下岗,媳妇跟人跑了,留下个上初中的儿子。我得供他读书,得交房租,得活下去。
起初我也是个实诚人。每天凌晨三点起床,去批发市场买最新鲜的糯米,猪油一定要选板油自己熬。芝麻要炒得喷香,核桃要现剥现用。那时候我的汤圆,咬一口满嘴香,街坊邻居都爱买。老王太太总说:“小李啊,你这汤圆有小时候的味道。”
可好景不长。那年开春,猪肉价格猛涨,好板油从八块一斤涨到了十五块。我算了一笔账——一个汤圆卖五毛钱,用上好材料,每个成本就要四毛二。这还不算煤气、摊位费。一个月下来,挣的钱刚够交房租,儿子的补习费还没着落。
转变是从那个雨夜开始的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那天下着瓢泼大雨,收摊时已经快半夜了。隔壁粮油店的张老板叫住我:“老李,我这儿有批猪油便宜处理,你要不要?”
仓库角落里堆着十几桶猪油,包装上都印着“特级食用猪油”,只是生产日期已经过去大半年了。张老板说:“这些是超市退回来的,其实没啥问题,就是日期不太好了。你要的话,按废品价给你,三块钱一桶。”
我犹豫了。我知道该拒绝,可看着那桶油,心里拨起了算盘——用好油,一个月光油钱就要六百多;用这个,三十块就够了。省下的钱够给儿子买双新球鞋,他现在的鞋底都快磨穿了。
“行,我要了。”这句话说出来时,我的声音都在发抖。
第一锅用过期猪油做的汤圆出锅时,我的手心全是汗。我偷偷尝了一个,味道似乎没什么不同,就是香味淡了些。为了弥补,我往馅里多加了糖。那天出摊,我都不敢看顾客的眼睛。
奇怪的是,没人吃出问题。不仅没人投诉,生意反而更好了——因为成本降了,我把价格从五毛降到四毛,买的人更多了。看着越来越多的顾客,我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小:“就这一次,等渡过难关就换回来。”
可人一旦跨过那条线,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开始在各个环节偷工减料:糯米换成陈米,芝麻挑最便宜的,糖用糖精代替。为了提香,我甚至学会了往馅料里加香精。我的汤圆越来越“好吃”,成本越来越低,生意越来越红火。
最讽刺的是,那年冬至,街道还给我发了个“个体经营示范户”的锦旗。我举着锦旗站在摊前拍照,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小丑。
真正击垮我的是那个小女孩。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,扎着两个羊角辫,每天下午都会牵着奶奶的手来买汤圆。她总是甜甜地说:“叔叔,我要两个芝麻的。”然后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次性碗,坐在马路牙子上小口小口地吃。
有一天,她奶奶怒气冲冲地跑来,把半碗汤圆摔在我的摊位上:“你看看!这馅都发霉了!”
我凑近一看,芝麻馅里确实有些绿色的霉点。原来那桶猪油已经变质了。我慌忙道歉,全额退款,还说尽好话。
可第二天,小女孩又来了,还是那样甜甜地笑着:“叔叔,奶奶说你不是故意的。我还要两个芝麻的。”
那一刻,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看着那双清澈的眼睛,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儿子。如果他知道他爸爸每天都在做这种事,他会怎么想?如果吃坏肚子的是他,我该怎么办?
那天收摊后,我把所有变质的原料都扔进了垃圾场。看着那些发霉的猪油、生虫的糯米,我蹲在路边吐了——不是恶心这些东西,是恶心我自己。
后来我把摊子转了,去建筑工地搬砖。虽然累,但每天晚上都能睡得踏实。现在我在一家正规食品厂工作,负责质检。每次检测油脂酸价时,我都会特别认真,因为我知道,每一桶油的背后,都可能有一个信任你的孩子。
这些年,我一直在找那个小女孩,想当面跟她说声对不起。可惜再也没见过她。也许她早已忘了那个卖汤圆的叔叔,可我会永远记得——记得那个冬天,我差点用变质的猪油,玷污了她对这个世界最单纯的信任。
如今走在街上,看到那些小吃摊,我总会多看一眼。不是怀疑他们,而是在想:也许每个摊主背后,都有自己的难处和选择。我只希望,当他们站在成本与良心的天平前,能想起曾经有个老李,因为选择了错误的路,至今仍在深夜惊醒,愧疚难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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