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暴文章
第二天就开始找活儿。我没啥特别的本事，就会点设计软件，能画画图，做做海报。网吧成了我的临时办公室，五块钱一小时，我专挑凌晨的优惠时段去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泡面是主食，红烧牛肉味吃到后来一闻见味儿就反胃。后来学乖了，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面条和榨菜，回出租屋用小电锅煮，盐都不敢多放。接的第一个活儿，是给一个初创小公司做张宣传单页，对方压价压到两百块，改了七八遍。交活的时候，对方负责人在QQ上回了个“行吧，就这样”，连个“谢谢”都没有。但那一刻，我看着支付宝里多出来的两百块钱，鼻子一酸，差点在网吧里掉下泪来。那不是委屈，是终于能活下去一点的踏实感。
那段时间，日子是按“块”计算的。公交能到的地方绝不坐地铁，多换乘几次也没关系；打印简历都挑双面打印能便宜五毛的那家店。我几乎断绝了所有不必要的社交，不是不想，是请不起一杯咖啡。孤独是常态，尤其是晚上，对着那扇小小的、蒙着灰尘的窗户，会忍不住想家，想家里热乎的饭菜。但不敢打电话，怕一听到爸妈的声音，那点强撑着的坚强就全线崩溃。只能把所有的念头，都憋回去，化成第二天继续找活、干活的力气。
转机来得很偶然，也有点戏剧性。熬了快半年，接的零碎活儿稍微多了点，生活从“濒死”状态过渡到了“温饱线”挣扎。一个之前合作过的、同样不太如意的小老板，找到我，说他有个朋友想做个品牌包装，预算不高，但要求挺刁钻，问我不敢接。我说，接！有什么不敢的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
那是个现在看来很小的项目，就是一个手工皮具作坊的视觉设计。但我几乎投入了那段时间全部的心血。我没钱去实地考察太多高端品牌，就泡在图书馆，翻所有关于皮具、关于工艺、关于复古文化的书。我跟着作坊主人，看他怎么选皮、怎么打磨、怎么一针一线地缝制。我忽然觉得，我设计的不是几张图，几个Logo，而是在替这些沉默的、专注的匠人说话。那份方案，我做得极其细致，不仅给了设计图，还写了长长的设计说明，讲述每一个线条、每一种颜色背后的想法，试图把那种手作的温度感和坚持传达出去。
交方案那天，作坊主人，一个四十多岁、话不多的大哥，看了很久。最后他抬起头，看着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懂我。” 就这一句话，我差点没忍住。后来，这个项目顺利做完，钱给得比预期多，大哥还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客户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个项目，我好像突然开了窍。我明白了，技术和软件谁都能学，但真正能让你的工作值钱的，是你投入其中的那份“心”，是你对别人事业的那份“懂得”。
就这样，靠着口碑，一个一个项目积累下来。我从那个八平米的隔间，搬到了一个十五平米、带窗户的次卧。虽然还是合租，但至少能看见阳光了。电脑也从网吧的公用机，换成了自己攒钱买的二手笔记本。活儿渐渐多了，我一个人开始忙不过来，就试探着问了一个在网上认识的、技术也不错的朋友，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干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那是我的第一个“合伙人”，虽然我们连个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，总是在咖啡馆碰头，蹭人家的电和WiFi。
又挣扎了一年多，我们俩终于凑了一笔钱，决定不能再这么“流浪”了。我们在朝阳区一个老居民楼里，租下了一个六十平米的一居室。客厅摆上两张二手淘来的办公桌，卧室当成会议室兼仓库，阳台就是我们的“吸烟区”和“灵感爆发区”。去工商局注册那天，拿着那张“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”，看着上面我自己工作室的名字，我站在办事大厅门口，半天没挪步。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，我把那张纸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从兜里五百二十块，到这张薄薄的纸，这条路，我走了整整三年。
现在，工作室还在那个居民楼里，没换地方。我们觉得这儿挺接地气，有烟火味。团队从我和我朋友两个人，变成了稳定的五个人。我们依然不算什么大公司，接的项目也远谈不上惊天动地。但我们做的每一个东西，都对得起自己当初那份“懂得”的心。
偶尔加班到深夜，我会下楼买包烟，站在小区里，看着楼上我们工作室还亮着的灯，窗户上映着小伙伴们忙碌的身影。我会想起初来那年春天，站在北京西站的那个自己，那个揣着五百二十块、心里满是惶恐却又硬撑着不服输的年轻人。路还长着呢，但回头看看，那个从一碗榨菜面里都要省出明天的人，终于，用自己的双手，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，为自己点亮了一盏小小的、温暖的灯。这灯不算亮，但足以照亮脚下，也足以告诉所有像曾经的我一样的人：别怕，攥紧你手里那点微不足道的所有，往前走，天，总会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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