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暴文章
别的女孩子下腰、劈叉，像柔软的柳枝，轻轻松松就弯成了漂亮的弧度。我呢？站着弯腰，手指尖离膝盖还有一大截，体育课坐位体前屈，那标尺上的数字，永远是负的。记忆里最清晰的，是幼儿园那次文艺汇演选拔。老师让我们学着电视里的小天鹅蹦跳，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胳膊腿却像生了锈的机器人，一顿一顿的。老师看着我，那眼神我至今都记得，不是责备，是一种混合着无奈和好笑的神情，她轻轻拍了拍我的头，说：“这孩子，挺认真的，就是……嗯，好像没什么跳舞的天分。”
就这一句“没天分”，像一枚小小的、冰冷的标签，“啪”一声，贴在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小学、初中，但凡有文艺活动，我永远是台下鼓掌的那个。看着同学们在聚光灯下翩然起舞，我心里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，又痒又疼。我不是不喜欢，我是被“判定”为不行。
可心底那点不甘心，像一颗被石头压住的草种子，它总要寻个缝隙钻出来。高一那年，学校街舞社招新，宣传海报做得特别酷。我在摊位前徘徊了整整一个中午，心脏“咚咚”直跳。最后，是社长，一个染着栗色头发的爽朗学姐，一把拉住我：“同学，感兴趣就来试试嘛！”
这一试，就开启了我长达八年的“死磕”之路。
我成了社团里最“著名”的钉子户。著名，不是因为跳得好，而是因为“差得突出”。同一个动作，别人十分钟学会，我得练上一百遍。扭胯，我像腰间别了根棍子；wave，我做得像触电。镜子里的自己，笨拙得让人想发笑。排练时，我总是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有时甚至只是一个背对观众的角色。队友们都很善良，从不说我什么，但那种无形的隔阂，我能感觉到。休息时，她们聊着哪个动作如何衔接更流畅，我插不上嘴，只能默默地在一旁压腿。
我开始给自己开小灶。放学后的舞蹈房，熄灯最晚的一定是我。我把一个动作分解成无数个定格，用手机拍下来，一帧一帧地对比教学视频，看自己的胳膊肘角度差了几度，膝盖弯曲的时机晚了零点几秒。压腿是最痛苦的，那条“硬筋”被强行拉伸的感觉，像被人用钝刀子割，疼得我额头抵在墙上，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，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，在脚下的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。
我妈来看过我一次，躲在门缝后头。回家后，她红着眼眶给我炖了一锅排骨，说：“闺女，咱不跳了行不行？看着太遭罪了。”我嘴里塞着排骨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妈，你不懂，痛快着呢。”
是真的痛快。那种和自己较劲，感觉身体的壁垒被一点点凿开的滋味，有一种近乎自虐的快感。八年，将近三千个日夜。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崴脚、肌肉拉伤，贴过的膏药加起来能绕我们排练室一圈。我经历了大学舞团的淘汰，又从一个后勤人员重新爬回正式队员。我经历了找工作时的迷茫，把舞蹈鞋塞进行李箱最底层，以为梦想就此终结。可工作稳定后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：附近哪里有舞蹈房？
直到去年，公司要组织节目参加省里的行业汇演。负责文艺的老师在内部征集，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举了手。当我和其他几位同事站在排练室时，老师看着我们，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，她微微皱了皱眉。那一刻，童年那种熟悉的、被审视的感觉又回来了，冰水一样浇遍全身。
但我没有退缩。音乐响起，我跳了起来。我不再是那个手脚不协调的小女孩，也不再是那个只能躲在角落的替补。八年死磕磨出来的东西，在这一刻融进了我的每一寸肌肉里。节奏、力量、控制……它们成了我身体的本能。一曲跳完，排练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，那位老师带头鼓起了掌。她走过来，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赞赏：“你练了多久？”
“八年。”我说。声音平静，心里却像有什么东西，轰然炸开。
登上省级剧院舞台的那天，候场时，我的手心还是凉的。但当追光灯“啪”地打在我身上，视野里一片白茫茫，只剩下音乐和自己的心跳声时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我没有去想任何一个动作，只是尽情地跳着，像一只终于破茧的飞蛾，笨拙地、却用尽全力地扑向那团属于我的光。
台下有没有掌声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谢幕时，我深深鞠躬，额头几乎触到膝盖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早已不是那个弯腰摸不到脚的孩子了。
八年，我用时间这把钝刀子，慢慢地磨，终于把“没天分”这三个字，从自己身上磨掉了。它留下的，不是光滑的完美，而是一道道深刻的、粗粝的痕迹。这些痕迹，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天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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